怎样实现社会管理的“风险沟通”？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管理的形势和机遇，明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和工作重点，为我国社会管理事业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近年来，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风险事件日渐增多，由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呈现增加的态势。因此，进行社会风险管理、加强风险沟通就成为当前社会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风险沟通”，这个术语最早是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其出现的背景恰恰是风险社会已逐渐形成。它吸收了心理学对“风险感知”研究的成果，更关心一般民众对风险的看法和认识，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它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的形成。

怎样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风险沟通”呢？

(1)以信任为基础进行风险沟通。

1986年，斯洛维奇提出了著名的“不对称法则”认为：消极事件摧毁信任较之积极事件建立信任更为引人注意；当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消极事件较之积极事件带有更大的权重；人类心理还有一种特性，总认为坏消息的消息源头比好消息的源头来得可靠；不信任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并维持不变。如果公众对信息的发布者缺乏信任，那么就很难将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公众，并对公众产生预期的影响。因此，贯穿在所有风险沟通策略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必须建立信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教育、构建共识等目标。

此次日本核危机的信息传播途径就存在明显的信任问题。在核危机刚刚出现的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与民众之间建立流畅的沟通渠道，日本首相菅直人对有关核危机的表态前后不一，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口径也不一致，直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信心的丧失，进而造成了救灾和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降低了灾害处理的效率，最终导致了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案的发生。

(2)以伙伴关系为关键要素进行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是一个特殊的沟通过程，总体来说，公众一方总是处在接受信息、询问信息的位置，因此，沟通的另一方，无论是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的管理机构，是否能将公众视为伙伴，对于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公众有权参与那些可能对其生命、财产产生影响的风险决策。风险沟通的目标不仅要降低公众的忧虑和提高采取行动的效率，而且要培养知情的、参与的、有兴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合作群体。

在2003年我国的SARS事件中，当政府公开了疫情的真实信息，并且向公众详细介绍了SARS的传播机理和预防措施后，公众对SARS疫情的恐惧逐渐减退。而在此前一些地方处理过程中，公众一直没有得到相关信息，与地方政府处于捉迷藏的状态，从而使得风险沟通的渠道不畅通，沟通的效率也很低，进而引发了部分公众的恐慌。

(3)运用双向模式进行风险沟通。

基于专家和公众在风险感知方面的差异，“双向对称沟通”模式逐步成为理想化的风险沟通方式。在这一模式下，必须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兴趣和要求得以充分展示，并以此来处理风险信息和设计沟通策略；要让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与他们共同商讨可接受的风险等级；专家和决策者必须承认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必须认识到风险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和权利、需要协商解决的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的目的。

在近年来的转基因粮食风波中，风险沟通的模式就存在着一定问题，专家对转基因粮食的解释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且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并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而是单方面根据专家的意见来决定政策的导向，公众作为粮食的最终消费者，其知情权与表达权被相对忽视，从而造成了一些群众对政府(专家)的不信任，进而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采用双向沟通模式在风险沟通中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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