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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制利:晋商衰落的深层原因

  作者:mary.chen
2007/5/22 9:52:29
本文关键字: 战略分析 市场与竞争

        中国只有三种商人可以长葆不败: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二是与官僚扯上裙带关系,三是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

  纵观国史,能够纵横商界数百年,几历转型而屹立不倒者,首推晋商。晋商的发迹,亦不外盐铁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坐贾行商;然而它因之生成金融票号,标新立异之处,则为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在数百年的行商过程中,晋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经过近年来各类媒介对晋商的宣扬推崇,其“以义制利”的中心理念已为我们所熟知。

       “义”是先秦经典确立的道德规范,一旦被移用作商人的价值观,就使本来出身驳杂的晋商,具备了儒商的气质。晋商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其课程除了经营必备的专业知识外,与登科应举的士子并无二致。徜徉于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晋商大院中,观摩其镌刻满墙的圣训经义,彷佛置身书香世家。然而,晋商却有其执拗的一面,为了家族产业的连绵不绝,大多商家宁可抛开千百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杜塞宗族子弟的科举正途,此即所谓“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例如,清末太谷县有名的东家渠本翘,少时一意科举,遭到其父的厌恶。当他高中解元,打马夸官时,他父亲却当街给他行跪拜大礼,连声高喊“给举人老爷请安”,以示抗议。在家族的压力下,渠本翘最终从驻日领事的显职上激流勇退,返回太谷兴办实业,终成晚期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样的例子还有同在太谷的孔家,孔祥熙的曾祖父孔宪昌以遗嘱作家法,严令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千万不可应科举”。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治经谨严,平生最崇拜孟子,却从未应举。这种做法,正是晋商的常态。

  以财力而论,晋商独霸票号业,财力之雄,令洋务派新官商瞠乎其后。但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许多企业虽然渡尽劫波,却最终代不绝嗣,有的辗转海外,有的则转变为现在的国有企业。而晋商却如沙漠中的暴雨一般,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这又作何解呢? 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应是春秋战国。多元政治的格局促使诸侯国争相采取商业富国政策。如五霸之首的齐国,即以经营渔盐起家。出身小商人的管仲任齐相时,对各国商人施以优厚的政策,致使天下商贾云集于齐。齐桓公且以霸主的身份,要求各国毋忘宾旅,降低关税。另如郑国,当霸主晋国的使者韩起请郑伯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件宝物时,郑国执政子产明确答道:“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 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 ,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可见当时商人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此外,范蠡、子贡作为名满天下的英才,皆投身商业而有大成,亦未因此有损贤名,皆是明例。

  到了秦始皇兼并六国,其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被推行全国。汉承秦制,但吕后以下三代统治者皆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全国商业得以快速反弹,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汉武帝为安抚农民,稳定社会,以征发告 钱、盐铁禁榷等手段全力打击商人,为今后两千年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基调,“商”正式成为士民之末。商人不得不主动向官僚集团靠拢,如卓文君的父亲听说司马相如是县令的朋友,即盛宴逢迎,这已与现代商人相当接近了。其后两千多年,商人在治世受各级政权的层层盘剥,在乱世虽有国际贸易的机会,却又饱尝兵 之祸。因此,在汉朝以降的中国社会,商人惟有尽可能地向官僚集团靠拢,成为官商,才能取得政治保护伞,使自己的产业立于不败之地。“上下打点”成为中国商人第一件必修课,如唐人元稹诗云:“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定,富与王家 。”这是商人初入长安时的情景,与当今社会何其一致。 反观晋商,其“学而优”的子弟大都被选拔为产业继承人,留在西帮之内,于产业固然大有益处,却失去了为自己培养政治代言人的机会。渠本翘作为晚清的知识精英,由京官而外交官,在官场上积累了相当资源,民初还一度被任命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较高。他主持的“双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都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范畴,足见他已跳出了晋商传统的路子。但是晋商的子弟们,如渠本翘者能有几人?因电视剧《乔家大院》而闻名的乔致庸,虽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却未能做出有意义的转型,因此乔家票号在民国年间历经冯玉祥、日军、汪伪等几次大劫,终致奄奄一息,最后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结束了长达200年的基业。

  晋商也不是没有向官僚集团靠拢。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苏的晋商即大力帮助官军抵御倭寇;清季几次用兵,晋商都踊跃承担筹办军粮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财力不继,活跃在民间的晋商主动向朝廷靠拢,或恭迎“西狩”圣驾,或直接借款给朝廷等等。然而,事与愿违,晋商如此殷勤备至,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因筹办军粮而至负债经营的介休范氏,最终被乾隆查抄破产,兔死狗烹。清末户部积欠晋商的巨额白银,因清亡而泡汤。俄国和日本均欠晋商巨额债务,皆赖帐不还,中国政府却从未给予晋商任何支持。当然,晋商在“庚子之变”时还在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真不可作同日语。其“学而优则商”,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义,因此其票号在兵连祸结中,宁可自己破产,也决不失信于民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这决计是不合时宜的。

  晋商的覆灭是可惜的。在中国,只有三种商人可以长袖善舞,长葆不败: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二是与官僚扯上裙带关系,三是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千千结。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官商”!这三样,晋商一样都做不到,他们既要以义制利,就难免“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在治世尚能苟延性命,当乱世则任人宰割,如此不败何待!

来源:牛津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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