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大数据推动新变革

来源:财新网   
2013/3/14 18:47:57
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前几周,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公共卫生官员和计算机科学家感到震惊的文章,声称谷歌能够预测冬季流感的传播——不仅能预测到全美范围的传播,甚至可以将流感传染目标锁定到地区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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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前几周,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公共卫生官员和计算机科学家感到震惊的文章,声称谷歌能够预测冬季流感的传播——不仅能预测到全美范围的传播,甚至可以将流感传染目标锁定到地区和州。

原来,谷歌是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的搜索记录来完成这个预测的。在流感爆发后,谷歌发现与流感这个关键词相关的搜索量也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每天,谷歌都会收到来自全球超过30亿条的搜索指令。在如此庞大的数据资源支撑和帮助下,谷歌通过对搜索相关性的分析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这是去年美国畅销书《大数据时代》中描述的一个故事,并借此形象地推出了“大数据”(Big Data)这一概念,使之成为2012年互联网界极受关注的高频热词。

全球信息咨询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对大数据的技术定义是:通过高速捕捉、发现或分析,从大容量数据中获取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架构。大数据具有4V特点:Volume(体量)、Velocity(速度)、Variety(多样性)、Value(价值)。

知名互联网评论人士谢文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对大数据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应用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大数据将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不仅将引领IT领域的技术变革,还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方方面面。

“一言概之,大数据时代,是人类信息社会在经历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之后的收官阶段,一个数据化的地球在高速形成。”谢文表示。

大数据正在从宏观社会到中微观市场贯穿其影响。美国政府已在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发计划”,以此来提升美国在科学发现、环境与生物医药研究、教育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能力,解决美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更是将3D打印技术视为重振美国制造业,甚至引领下一轮制造业革命的新动力,而3D打印技术也可理解为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化制造。

在谢文看来,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勉力跟随的中国,大数据时代应不甘落后。但素来缺乏社会信息共享机制的中国,一切还得从打破信息壁垒与体制封闭开始。

财新记者:按照你的分类,人类现代信息社会分为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三大阶段。我们正在进入的大数据时代,具体来看,即将给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谢文:现在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大转型前的拐点。之前的20年,全球享受了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交易壁垒、贸易壁垒、货币壁垒被逐一打破,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世界,全球贸易的推动力也基本消耗殆尽。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大数据将是新的推动力。

大数据时代,是人类信息社会的收官阶段。之前的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都是为大数据时代做铺垫和准备的。计算机时代的核心是计算能力,极大提高了人们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互联网时代解决了信息移动和连接的问题;而大数据时代,可将世界万事万物通通数据化,让人们在数据利用中优化现实操作和行为,令全球系统的运行更为高效。

从物质世界到数据世界,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人们能够突破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成本障碍,就可以轻松获取与利用大数据,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互联网业、金融业等经济领域的变革,甚至改变社会管理的方式。

财新记者:与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相比,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是什么?

谢文: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词是开放与融合,以及“一切皆可数据化”的思维。万事万物皆可数据化。

如果把世界看作可理解的数据海洋,那么大数据就是一种可以渗透到所有领域的世界观。

现在很多公司讲得更多的是“数据大”,而不是大数据。大数据应该是完整综合的、开放公共的、动态及时的。这样的大数据才能为人们提供全新的视角。牛津大学教授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介绍了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强调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以及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现在一些企业如Facebook已经在其平台上进行了数据共享。一些国家也在尝试数据公开。美国政府通过大数据网站“Data.gov”,公开了数以十万计的开放数据库,建立了有几十个国家参与的开放政府联盟,将社会公共数据对任何第三方开放。这将成为一种潮流,大数据是大趋势,无论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会被卷入。

大数据时代,还需要新的逻辑和思维,需要想象力。一切皆可数据化,小到“上帝粒子”,大到整个宇宙,都是由数据化的信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也可以数据化,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数据化的方法解决。

而且,大数据时代的成本,绝大部分已沉淀在历史中,并分解于整个社会系统。甚至在工业社会之前,世界就存有大量的数据,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更是积累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各种能力。

财新记者:互联网时代深刻改变和冲击了媒体、电信、零售等传统行业,大数据时代又将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谢文:以往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还会在大数据时代重演。现在大数据仍处于萌芽的状态,未来对实体经济和商业的变革将显著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是医疗健康领域。以往的标准化平均值治疗,将向精确化、数字化医疗转变。通过数据化及传感设备,可以进行精确的治疗,甚至器官再生。

这个已经过了思想革命的概念阶段,进入了实操阶段,接下来就看谁能有效降低成本进而大规模推广。

其次是制造业。以目前3D打印为代表的数据化制造,是一种个性化的、全新的制造方法。不需要模具,就能够做到不同材料的无缝对接。甚至以往难以制造的东西(比如人体器官),也可以通过数据化方式还原制造。这种新兴的数据化制造,从数据到实物的转化都会进入低成本、大规模、打破时空界限的全新历史阶段。这将重新定义众多产品制造业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设计、制造和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数据集成将成为产业上游。数据化的制造业还将极大地降低库存,甚至做到零库存。

三是金融、航空等行业将完全电子化,比如依托大数据,可以准确预测机票价格的走势。

四是军事安全领域。这虽然不是商业领域,但是对大数据的依赖更高,也有可能是最先实现突破的领域。军事安全的后台支持,卫星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对各类数据的要求更高。

另外,离大数据最近的还是互联网行业。互联网未来可能向数据服务业迁移,以往通过网站服务、APP赚钱的方式,将是极小的分支。整个数据服务产业链由数据生产、传播、获取、存储加工和分析出售等环节组成,各个传统行业将分门别类地属于一个和数个产业链的环节。

利用大数据,将会产生更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美国一家名为气候公司的创业公司,每天对美国境内超过100万个地点,未来两年的天气情况进行超过1万次模拟。随后,该公司根据根系结构和土壤孔隙度的相关数据,与模拟结果相结合,为成千上万的农民提供农作物保险。这就把传统的、标准化的保险产品更精细化、个人化了,这就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利用了人、社会和自然三种大数据。这代表了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方向。

财新记者:大数据时代有哪些具体的创新方向?

谢文:大数据时代有前台、中台和后台三个主战场。前台是数据终端,负责数据获取和传输,如手机、电脑、智能眼镜、汽车以及各种传感器等,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数据化。这也是目前争夺的主要战场。出现的创新数不胜数,比如谷歌的眼镜、自行汽车,苹果的手机,内置在药片中的传感器等等。现在流行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概念,都囊括在大数据的概念中。

中台则是数据中心,是各类数据的存储和分析平台。现在各家设备厂商、IT产业主要集中在这一环节,它们将转向大数据集成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云计算属于这一范畴。

真正的后台,则是基于大数据的创新。目前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基于大数据模式的领军公司。或许这个公司都还没有诞生。但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在五六年后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大公司,下一个谷歌、下一个Facebook都将在大数据时代出现。

在大数据时代,当效率一下能提高数倍的时候,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一定会产生,传统方式受到的冲击将是颠覆性的。

财新记者:如此看来,大数据将是企业创新的竞争力源泉。但大数据本身是个宏观的概念,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力,政府力量在其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上升到政府与国家层面,大数据可能产生什么作用?中国有何借鉴?

谢文:大数据将会变革社会管理的方式,成为国家竞争的前沿。美国的突破口是开放政府,建立了开放数据平台Data.gov,将社会公共数据公开在这一平台上,通用格式,令所有人可得。这在公共领域,对预防犯罪、交通管理、教育、反福利欺诈等都非常有效。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各个州都公开相关数据。美国、英国等国家还组建了开放政府联盟。在公共管理领域,大数据的投入少、收益高且见效最快。

这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有足够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另外,中国还有另一个因素——中国有着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如果思路正确,走对道路,的确可以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中国作为追随者大体与世界保持同步。现在世界正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同样也不能落后。

但中国的基础性问题是没有信息开放的标准,更没有社会数据共享机制。无论政府还是公司,中国在信息共享方面的理念都相当保守。同时,中国还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作为基础支撑。

另外,中国的创新环境也与欧美国家不太一样。中国过去十年是经济增长的爆发期,快速的增长与人口红利,让中国似乎有了些不急于创新的本钱,在诸多领域相对封闭,固步自封,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对中国的新一届政府而言,过去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大数据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中国可以从在各领域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开始,系统考虑大数据的国家战略。由此可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如预算公开、反腐败等等。例如,中央政府在拨款的时候,即可要求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建立数据库并公开,采用通用、开放、共享的原则,每分钱的去处都可以数据化,随时可查。对政绩的考核标准也可以数据化。

如此,很多问题就转化为具体操作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大数据思维能够提供很多方法,来解决中国的体制性障碍。

责编:李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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