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提早发牌使电信联通面临艰难抉择

高调合作，低调收场，华为借道奇虎360“尝鲜”互联网营销最后不得不无疾而终。

“华为手机坚持精品路线，产品成本也因此偏高了些，做不到周鸿祎（奇虎360董事长）的更低价要求。”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上感叹道。

9月6日，华为商场独力上架华为闪耀手机，这款定价为1499元，并被360高调宣传的手机最后安静地被放在商场的新品区。华为媒介负责人熊庆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华为闪耀由华为独立营销，不属于360特供机范畴。而对于合作破裂的原因，华为并未回应，称华为终端和产业链的各个合作伙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

消费电子分析师梁振鹏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360和华为没有合作的原因是因为条件没有谈拢，360把价格压得很低。360就要做低价、比小米手机性价比高的手机，而华为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做一个高端手机品牌，合作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不愿再放低自身定位。

为高端品牌今年5月，华为和360宣布合作推特供机华为“闪耀”。跟互联网企业360合作，不仅可以增加品牌知名度而且多数靠与运营商合作的出货渠道商能再增加电商渠道，这也是华为的打算。

余承东曾表示，360相当于是电商渠道，它有5亿用户，推个弹窗大家也知道华为的产品。而对360来说，掌握移动互联网入口至关重要，与TCL、海尔、夏新合作的特供机无不体现360寻找入口的焦虑。

但时隔几个月，华为和360却不得不分道扬镳。根源在于两者无法妥协的矛盾。

周鸿祎此前对媒体表示，360和华为特供机搁浅主要是因为手机定价问题。在360此前的特供机合作中，低价、高性价比一直是360高调的口号，千元超性价比手机是360的嗜好。

华为闪耀最初定价为1499元，但两个月之后，硬件采购成本都下滑之时，加之市场上早已出现很多同样配置的千元手机，华为闪耀已没有太多吸引力。

而且，低价也与华为的路径背道而驰，低价并不是华为未来所需要的标签。华为在国外长期走运营商定制路线，低价一直是华为显眼的标签；而在中国市场上，华为起初的路径也是一致的，走运营商渠道，定位同样是低端。这给华为带来了庞大的出货量，2010年华为移动终端出货1.2亿部，2011年增长到1.5亿部，而智能手机增长5倍，终端销售收入达68亿美元。

但改变从年初开始。今年从1月的美国CES展到3月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电信展，华为推出Ascend系列手机。以低价闯出天地的华为最终不想在低价里挣扎，中高端路线成了华为的新信仰。在手机广告投放上，华为把注意力聚焦于2000元以上手机，华为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梁振鹏认为，华为不愿意总是在市场上做低端的手机产品，这不是华为的初衷，在千元智能机上，华为没有联想和中兴那么高调，而且也逐渐在有意识地降低低端产品的出货比例。

此外，对于华为来说，360也并非是个足够好的伙伴。在业内，周鸿祎一直是互联网的公敌，而在移动终端，360特供机也时不时被当做向其他终端开炮的工具。并且，360特供机在市场上反响平淡，自身仍存在诸多问题。

甩开360，对华为来说也是“合算”的。360的订单数对于流水线大户华为来说微不足道，而特供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华为。在渠道和路线之间，华为最终坚守了路线。

本意为扩展电子渠道的360合作最后只能作罢，这是华为在迈进电子渠道的一个折戟，而在销售渠道上，华为的焦虑恐怕不止这些。

70%依赖运营商销售渠道之忧华为的零售终端并不理想。北京中复电讯销售经理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华为在店里销售情况并不好。而广州易讯电讯手机销售店长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华为手机从来不在店里销售。

但华为的销售业绩却非常耀眼。熊庆对记者表示，2012年上半年华为手机在中国区终端手机的销量占全球终端机的三分之一，销售额115亿元，同比增长163%。2012年上半年手机出货量超过1000万部，其中80%为智能手机。而在市场份额上，自2011年3月起，手机整体市场份额稳居中国市场前三名。

华为的秘密武器在定制。熊庆称，华为手机的渠道结构主要是运营商、公开渠道以及电子渠道，目前运营商渠道的出货大约占70%，后两种渠道会逐步加强。

主营中国电信、联通和移动手机批发零售的南京宁翼的店员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华为在一二级市场销售量普遍都不错，华为跟运营商合作的手机，仅一款机型在江苏每天销量就能达到6000部。在整体出货量上，华为因为价格优势比三星还多。

他也提到，华为是经销商都愿意做，但零售商不太愿意做的品牌。究其缘由，恐怕在于华为相对于中兴、联想等品牌而言定位在逐渐高端因而利润空间较大，但零售终端销售，在价格上同中兴、联想等没有太多竞争力。此外在三线及以下城市，联想的深耕能力也超过华为，特别是在三级城市和校园市场，联想做得要比华为强。

但过度依赖电信运营商渠道风险偏大。华为的运营商之道从它在国外市场的一路风光就知道它有多熟稔，但华为也很清楚，运营商不是永远的“奶牛”。

梁振鹏说，华为在国内头几年采取的模式是跟国外完全一致的，即走运营商渠道，在国外华为也不做开放式的零售终端。但这个模式有风险，当运营商补贴越来越少，依赖运营商对华为而言非常危险，华为在这一两年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开始逐曾几何时遥不可及的4G，上马的时间可能要比预期来的要早。

今年3月，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预计国内需要2-3年才会发放4G牌照。话音犹在耳，苗圩部长9月11日表示，“工信部已决定将于一年左右的时间发放TD-LTE牌照”。

工信部的表态被业内称作是TD-LTE产业的重大利好，尤其是对中国移动而言。而对目前醉心于发展3G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而言，这似乎并不是好消息，留给自己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紧。

对于电信和联通而言，似乎不论怎样，下场都不会好。竞争对手一年后上4G，自己不上是不可能的。但上马4G，又没有准备充分，在起跑线上已经落后，而且大量的基站网络投资将加重自己的负担。更严重的是，如果被拉入TD-LTE阵营，直接面对中国移动这一强大对手，自己还会有活路吗？

被FDD倒逼 进程加速此前，由于担心TD-LTE与TD-SCDMA形成“双手互搏”，工信部一直强调，要在大力发展3G网络的基础上，统筹3G与TD-LTE的协调发展，对TD-LTE支持力度似乎不是太足。

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工信部对TD-LTE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TD-LTE的市场化步伐也全面加快。

在7月初，工信部副部长尚冰赴杭州调研TD-LTE规模技术试验情况。8月初，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来到杭州调研TD-LTE实验网建设情况，并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力度完善政策，进一步健全产业链，大力推动TD-LTE发展。在9月份，苗圩表示要加快推动4G网络建设，发牌时间可能还要一年左右。

在曾韬看来，在政府部门支持下，TD-LTE的进程明显加速、发牌时间提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同为4G标准的FDD-LTE的倒逼效应，“3年后国内才发4G牌照肯定是晚了。FDD现在在国际上已经有广泛应用，如果TD-LTE国内发牌再那么晚，那么在与FDD的竞争中将处于更落后的局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球LTE商用网络数量已达95个，其中包括86个LTE FDD商用网络，仅7个TD-LTE商用网络，以及2个FDD/TDD双模网络。而且部署TD-LTE商用网络的都是一些小运营商，导致整个产业链都不积极。

“如果国内不尽快发牌，中移动不上马4G，很难提升整个TD-LTE产业链的信心。政府部门不希望国产4G标准落得如此下场，所以提前发牌一点都不奇怪”，曾韬表示。他认为，现在工信部的表态，给出了明确信号，将加大TD-LTE产业链各方的信心和动力。

电信联通节奏被打乱“一年后4G牌照的发放对于电信和联通来说，是考验，它们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千亿级的投资，会带来很大压力”，曾韬认为。

移动在3G上弱势，给了电信和联通发展良机。中国移动上半年新增客户3351万户，其中3G客户仅占47%（1587万户），而同时期全行业上半年3G新增客户（4733万户）占总新增客户（6572万户）的比例达到了72%，这显示出，移动在3G发展上明显弱于对手。电信和联通本来想趁移动“虚弱”时壮大自身，抢夺用户资源，但是牌照发放时间的提前打乱了它们的计划，甚至能否收回3G投资成本都存疑。

对于联通和电信而言，上马4G的确不是很紧迫的事情，不仅是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出发，而且从消费者应用习惯和自己的技术潜力来看，皆如此。“现在很少有应用需要50M、100M的手机网速来支撑，从这个角度而言，4G的上马不是很有必要。而且联通的HSPA+的速率也相当快，在与TD-LTE的对抗中，差距不是很大。”曾韬表示。

即使如此，4G牌照一旦发放，中国移动肯定会在宣传上打出4G牌，“比如说现在都4G了，用3G已经落伍了。而国内用户的需求容易被运营商诱导，电信、联通将面临用户大批流失的风险。”曾韬认为，4G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是运营商争夺用户的营销筹码。

牌照发放方式影响竞争格局“4G牌照发放的数量应该是3张，但最关键的还是发放的牌照是什么制式，是TD-LTE还是FDD”，王煜全表示。

由于在3G上落后于竞争对手，移动将希望寄托于4G上，王煜全认为，4G牌照的发放将给移动带来机会。但是，如果未来发放牌照时，只有移动一家推TD-LTE，那么移动还会“比较悲惨”，电信和联通将会继续获得发展良机。“如果移动和另一家运营商两家一起来推，剩下的那一家将受益。如果三家一起来推TD-LTE，那么移动就上岸了，但损失的是整个国内通信产业。”

“理论上来讲，移动想拉其他运营商一起来推，但结果未必会如意。”王煜全称。

曾韬认为，一年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同目前相比，应该没有大的变化，移动仍是一家独大，“从这个角度而言，移动一家来推TD-LTE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有关部门从支持国产标准的角度出发，很可能要让两家一起来推。对于另外一家推TD-LTE的运营商而言，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曾韬建议，应当对另一家运营商出台更多扶持手段，比如严厉的非对称管制措施，单向携号转网等。同时也有人士分析，4G发牌也可能采取3G发牌一样的方式，国产标准TD-LTE先放行，等技术进一步成熟、终端大量上市后，再发放FDD牌照。

曾剑秋教授认为，上马4G完全靠运营商去推动是不可能，靠国家去推动是最好的策略，“但是也要有理性、科学化的去推。” 渐进入零售终端。华为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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