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充论绩效看用人跳出“圈子”

别让幸偶迷住了眼

绩效与人才真伪的难以对应，与管理者个人的好恶有关。管理者带着个人的思维定势选用人才，不仅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颇为荒唐；而人才的“被发现”就成了一种幸运，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更多的是借助体制的优势，王充把这叫做幸偶。当幸偶成为一种常态时，难以借助体制资源优势的人才就无法脱颖而出。

王充将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够产生治本绩效的儒生；一种是能够产生治标绩效的文吏。如果管理者对人才的选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么他就乐于使用擅长解决具体问题的文吏，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圣贤务高，至言难行”，那不是管理者在自己的任职期间的首选。比如当时封建迷信盛行，人人谈鬼。王充希望以理性的方式，去解构民间的鬼传说，破除迷信，颇有科学视野。但封建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乐于媚俗，不可能重视王充的意见。反过来说，封建官僚养尊处优，极想摆脱冗杂事务的缠绕，于是就将文吏推到一线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以至于“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选举取常故”。这样一来，像王充这样重视治本绩效、“轨德立化”的儒生类型的人才就被边缘化了。

在官本位体制下，封建官僚的态度对人才的出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部分文吏看中了这一点，不仅媚俗而且媚上，堕落成为“佞人”。他们见风使舵，“人之旧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学术合于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上奢，己丽服；上俭，己不饬。”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饶舌；佞人本来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会去迎合君主而玩弄词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投机的成功就是一种“遇”，上下的苟合，就形成了体制中的小圈子。王充其实也算是官僚体系的体制中人，但是他从小就不喜欢押昵戏辱等无聊游戏，从来不参与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等儿戏，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进入职场后，他同样不愿意看上司的脸色“权说立功为效”，所以难有知遇之交。

由“幸偶”形成的小圈子可以看作是体制中的体制，层层重叠，由此形成了一种金字塔结构。那么在同一层次的体制中，即使有绩效，圈子内外也会有不同的解读。王充总结为“三害”，即三个层次的伤害：在最低层，竟进者之间为了挣得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创新人才的缺点，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这是“一害”；在中间层次，已经获得职位的同僚之间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绩效越来越明显，但是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绩效反而成为长官重罚的借口，这是“二害”；在小圈子的高层次上，长官被亲幸的佐吏的意见所包围，佐吏人品不高，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心怀不满，必然会在长官面前低毁他。这是“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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