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O阶层分析

似乎是为了印证业界流传已久的“中国CIO作为一个阶层浮出水面”的看法，上个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CIO年会在会前便传出：中国CIO队伍的成员已“数以万计”，而老一代的CIO（准确地说叫信息中心主任）也正在被少壮派所替代。

但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与CIO面对面”的对话却让代表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一位企业信息化主管在“与CIO面对面”上的发言，将这场本来洋溢着欢庆气氛的交流变成了倒苦水的“实话实说”。

的确，记者在会上看到的绝大部分CIO依然是“信息中心主任”或“处长”的头衔，鲜有人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CIO。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沈大风在发言中提出的“准CIO”或“潜在的CIO”的概念或许更适合他们的身份。CEAC国家信息化应用推广中心副主任陈伟亦评价说：中国的CIO远未实现应有的权力价值，并缺乏清晰的升迁路径。

这样的一个CIO群体或CIO阶层，如何从信息化的一系列“中国问题”中突围呢！

刚刚送走的4月是伴随着SARS病毒的肆虐渡过的，这种至今尚未查明其身份的病毒也让中国IT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感觉到了，原来还有比计算机病毒更厉害的角色。

而对于中国的CIO来说，SARS在京城的暴发还搅黄了他们关注已久的一件事—原定4月23日召开的中国信息协会CIO分会成立大会因“非典”而推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CIO分会的成立带有“标志性”意义—它以组织形式确认了去年以来就流传着的一个看法：中国的CIO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已经浮出水面。

好在大会虽然延期，但这个组织本身已获民政部批准，人们完全有理由“视同成立”，其“标志性”意义照样存在。

“浮出水面”三标志

其实，判断中国CIO阶层是否已经浮出水面，以下三个标志应更为实在也更为根本。其一，中国CIO队伍的“量”，其二，中国CIO队伍的“质”；其三，政府和市场对CIO的态度。

虽未见到有关中国CIO的全面统计资料，但有专家推断，目前中国CIO的规模至少“数以万计”，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阶层”的量级。国有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有类似于“信息中心主任”的编制，而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目前仅这类企业就超过2万家，其中不少企业集团还下设多家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大中型民营企业的数量也不会少于此数，这些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企业对信息化管理的热情并不在国有企业之下。2002年8月，《IT经理世界》与IDC联合举办“中国杰出CIO”评选活动，参选者多达281名。

从年龄、知识、岗位设置、生存状态等“质”的方面衡量，中国CIO们也被认为具备了这个“阶层”的某些基本特征。“中国杰出CIO”评选活动组织者之一、《IT经理世界》执行总编郭晋华描述说，5年前他们在上海最早组织了一个CIO研讨会，为壮声势特地与国际大公司联合，推出的“节目”也颇有质量，市场响应却令人沮丧：几乎找不到CIO，“一位外企官员名片上的CIO头衔曾让我们欣喜若狂”。那时见到的信息中心主任也大都50多岁，有的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自己要退休了。而今中国的CIO们大都是三四十岁的“少壮派”，特别是民营企业的CIO，开着豪华车、有别墅，自信心和对企业的掌控力与日俱增，有的“已接近高层，是不折不扣的实权人物”。

政府对CIO的态度也令人深受鼓舞。记者在这个年会上拿到一摞背景资料，举其要者如：

 ——中央方面，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方针；国家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2002年3月下发《关于大力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的指导意见》；国家劳动部正酝酿出台我国在各级企事业单位实行“企业信息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的方案——这意味着继原来的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之后，再增加一个“总信息师”。

——地方政府方面，上海市政府1999年启动CIO制度的试点；江苏省政府2001年启动CIO研修制度；北京市政府2002年提出“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要设立CIO职务”的指导意见；广东省政府2002年明确提出建立信息主管制度，等等。

在我国当前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下，中央高层和地方政府的确认与支持对于推动CIO制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其实，即便CIO制度推行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对CIO制度也举足轻重。与会专家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和国会已就信息管理颁布了十几个法律法规，其中与CIO关系密切的《克林格科恩法案》和《文书削减法》明确要求各联邦机构任命CIO，统一由CIO履行IT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任务，保证信息技术的投入能够获得预期的回报。这些规定对企业和其它组织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和规范效应。

国内人才市场对CIO的响应也趋热。不仅胸怀大志的民营公司，有远见的国有企业也纷纷招募信息管理人才。仪征化纤信息中心主任齐学忠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为信息中心37位技术骨干特设了岗位津贴，其中2位每年9万元，5位每年6.5万元。

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高新民评价：“发展CIO的时机到了”。

“新世纪的童养媳”？

不过，本届CIO年会也强烈传达出这样一条信息：中国的CIO们—起码是其中的多数—叫“准CIO”更为恰当。

“准CIO”是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沈大风提出的，他同时还推出了“潜在的CIO”的概念。“准”也好，“潜在”也罢，总之都是告诉人们，时下中国的CIO们即使已经崛起为一个显赫的职业阶层，但其目前的生存环境、人员素质、权责定位等与发达国家同行也有很大差异。借用央视正在热播的《走向共和》中的一句台词说就是：“此中堂非彼中堂”。

CEAC国家信息化应用推广中心副主任陈伟亦评价说，中国的CIO远未实现其应有的权力和价值，且缺乏清晰的升迁路径。

杨大寨，合肥美菱集团管理部网络管理科信息主管，特邀在第二届CIO年会上做典型发言，还客串了一段主持人，大会对他的评价是“成功实施ERP的代表人物”。让与会代表没想到的是，这位他们心目中春风得意的成功者在会议结束前举行的“与CIO面对面”上的发言，竟成了“面对面”的倒苦水：

“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有没有CIO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干”。管理上讲责、权、利统一，如果你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干起来就会很累。中国的CIO是个有责无权的角色。“我不是CIO”，没有给我相应的职位去调动别人，我就只好自己去做，从最原始的接网线开始，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我都干过。我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除了自个儿实干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感情，是与大家交朋友，他有困难我帮他解决，包括小孩上学这类事，让大家觉着“老杨开的会，一定要去”。工作虽然干起来了，但是太累了，才35岁头发就白了，付出与得到的太不成比例。

杨还说，他曾为此写文章呼吁：“不要让CIO成为新世纪的童养媳。”

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准CIO”一个极生动的注脚。事实上，一个“准”字，几乎涉及到了目前中国CIO阶层所有的问题—机制、名份、责权、待遇、与CEO的关系，等等，道出了这个阶层几乎所有的“中国特色”。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董小英博士说她对国有企业能否建立CIO机制心里没底：民营企业设CIO老板点头就行，但国有大中型企业设立职位必须经过政府认可程序，眼下总经济师由财政部管，总工程师也有部门管，但CIO还没有人管（信息产业部管不了），还只处于“呼吁阶段”。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型国企的信息中心主任分析：CIO在企业正式设立起来不是容易事。“总工程师、总经济师都没认真设过，何况CIO”？现在不少企业中传统的“三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都在淡化，“总工都可以不设，不可能设CIO”，就是设了，能做多长也难说，因为信息化投入到了一定阶段会有停滞。“依我看如果信息中心主任献的策能让老板认同就不错了”，你想提升到副总裁这一层不可能，目前也看不出各家企业纷纷设立CIO的迹象来。谈到联想CIO王晓岩时，这位信息中心主任认为那是某种意义的“巧合”：王是搞财务的，本来财务在企业就很重要，有可能她不做信息项目也会提到副总裁位置，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在我们这种大企业不可能，除非总公司有要求”。

CIO机制落到人头上就是责权和名份。如同杨大寨所说，中国多数“CIO”其实还不是CIO，不只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名份。的确，笔者在CIO年会上收到的绝大多数“CIO”的名片，印的依然是“信息中心主任”或“处长”的头衔，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CIO的几乎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专职的、进入决策层的CIO在国内只存在于少数民营企业中。这种机制和名份的“缺位”对中国CIO履行职责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此外，从“量”上看，中国CIO阶层的相对规模也偏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目前全国仅登记在册的内资企业数量就达462.83万户，即使1/10设置CIO岗位，中国的CIO阶层也将超过40万人，实际情况显然没这么乐观。

有为之后才有位置

“中国CIO阶层”的特色还在于：一方面多数人不过是“准CIO”，另一方面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很有些逆境出英雄的味道。“CIO的进化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业绩争取来的。”—《IT经理世界》执行主编郭晋华说。郭参与了“2002年中国优秀CIO”评选活动，十分了解那些优秀CIO是怎么闯过来的，她援引柳传志对联想集团CIO王晓岩的评语：“王晓岩是那种墙上没有洞，撞一个洞也要过去的人。”

很多CIO都有过类似经历，逆境对人也是一种历练。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高新民认为这种历练需要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是CIO必备的精神。当然，压力也是机会，你能解决难题，你也就有机会确立自己的地位。

由此，CIO们也就有了一个新的感受：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素质比称谓更重要。广东美的集团IT运营中心主任王俊说：“在信息化发达国家CIO地位确实很高，国内目前还不高。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更多地关注你的影响力，而不是权力。如果你善于沟通，在很多方面能说服领导，他就会让你参与决策，与你一起讨论。现在美的集团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许多管理和决策咨询的会议都叫上IT部门参加。老总很明确，IT与业务管理是一个有机体。”记者请他谈谈CIO的中国特色，王认为信息化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不要太多地谈中国特色，如果一定要问，那么这就是中国特色”。

仪征化纤信息中心主任齐学忠也有同感:信息主管是不是有作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如果你这个信息中心主任既有技术背景又有管理背景，个人素质又好，也不是没有可能进入高层的。这里的关键是你一定要是个复合型人才。现在企业信息化，IT技术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小，能占1/6就不错了，大部分与业务相关。我们能做到今天，与业务管理背景有很大关系。仪化最近的ERP项目上线比较顺利，很重要的铺垫就是信息中心人员对管理和业务的认识加深了，信息中心的人甚至可以给业务人员上课。这样，我们讲的他们认可，他们管理的东西我们知道，相互间的认知和信赖一步步加深。总之，信息中心的地位很微妙，“有为之后才能有位置”。

“与CIO面对面”有一个交流提问的时间，席间不断有人向台上递条子，此举被台上的专家“叫停”—谁有问题站起来大胆地说，不要递条子。

对于沟通能力，联想王晓岩的描绘是：CIO要求有这个本事，在你从一层上到10层的电梯上就要把要表达的东西对CEO说清楚。

由此来看，中国CIO们对自身“素质”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和管理，还进到了政治层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就建议CIO们在实施ERP遇到拦路虎时，不妨用用“政治手段”，譬如“敲山镇虎”，“农村包围城市”等。

前途到头了？

“CIO是不是职业的天花板”？就像业内人士自嘲的那样：“CIO=CarrierIsOver（前途到头了）”？这是中国CIO们关注的又一个热点，因为它事关自身前程。

原新浪总裁、现任点击科技公司CEO王志东在会上提出一种看法：CIO是那种素质相当高的人，既要懂IT技术又要懂业务，还要有创新能力、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一个称职的CIO完全可以做一个老板。

此番话博得了共鸣，但很多人紧接着又摇头：CIO向下兼容很容易，向上走就难了。

在那些“准CIO”或“潜在的CIO”看来，现有体制下要想成为名符其实的CIO已经是难上加难了，何以再谈从CIO跃上CEO的位置？最好是“想都别想”，你要是露出这个意思来，和CEO还能相处吗？怕是连“准CIO”都保不住了。

董小英的结论是：CIO是否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取决于能否有效地、连续不断地利用已有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移植到其他领域。CIO应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设计与预期。

一般来说，CIO在推动企业成功实施信息系统之后，他自身的价值应该是递增的，这其间他经历的锻炼与积累，会使其在技术与管理层面上形成复合优势，成为具有多重能力的稀缺人才。不过CIO在完成了信息系统的建设之后，他们的职业生涯却各不相同。有的利用自己的复合优势转向管理，进入企业核心层；有的在利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机会，借此发展自己的企业，成为创新型企业家。

但还有第三种可能，董称其为“蜡烛型”—耗尽了精力，熬白了头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企业高层方面的，不是把信息化作为企业长久战略，自然也就不珍视相关人才。但也有CIO本身的，对信息资源和自身使命认识不足，内心深处永远只把自己定在技术专业人员的位子上，从而失去“表现”和晋升的机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CIO还可以找到发挥的舞台—信息化咨询公司会以专家或顾问的身份将CIO挖走，CIO可以借此转向专家型人才。当然这对企业就意味着人才流失。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CIO的职业生涯真的就走到头了。

可见，即使在目前的环境下，CIO的职业生涯也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两种境界必须刻意去追求，一要善于利用IT做创新的工作。二要融会贯通关联业务。董小英分析，CIO们都是从技术或操作层面做起的，以后才逐渐介入业务和战略层面，一个合格的CIO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自觉适应角色转变，善于利用IT资源做知识融合与知识转移的事情，否则，职业空间永远也做不大。

三股力量托起CIO

中国CIO阶层尽管命运多舛，但前程的基本面还是被看好。能够长远影响CIO职业前程的，被认为是以下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大环境的改善。

陆韧钢曾是大型国有企业南京金城集团信息中心主任，两年前离开了工作了18年的金城，现在一家叫金鹰软件的公司做副总，干得挺起劲。记者问他：如果再有一个企业聘你去做CIO，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理由是信息化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陆回忆起1994年金城上马CIMS工程的情形：那年8月，他跑到武汉去参加863CIMS年会，想给CIMS寻找IT解决方案，哪知到了现场一看，全是大学老师在那儿发表论文，搞研讨，“我的心就沉下去了”。那时CIMS还处于一种科研状态，技术与应用是两张皮。而现在不仅技术成熟了，价格降下来了，厂商也成熟了，大家都知道信息化是业务牵引。企业对这事已经不再观望，都知道信息化是件好事，领导的期望值也现实多了。当然，做了一阵软件公司再回到企业做CIO，工作思路会调整，不会再从软件开发做起，不会什么都自己做了。“在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条件下，CIO的作用就是担当业务与IT之间的桥梁与翻译”，陆说。

扬子石化信息管理处副处长陶万洲也有同感：新一代的企业领导对信息化的认识比做IT的还深刻。扬子石化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还不到四十岁，虽不是IT出身，但他熟悉IT，对相关技术和发展趋势很敏感。“譬如实施ERP，他知道最重要的环节是业务流程重组，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推着他去做，而是他推着我们去做”。

第二股力量是IT应用由技术、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提升。

记者请获得“2002年度中国优秀CIO”的王俊谈谈经验，王认为这是“时势造英雄”，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被“美的”的信息化推上去的，公司的业务走到了“非用IT不可”的地步：1995～1997年，业务重点是新品开发；1997～1999年是大规模制造；1999～2000年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策略；2000～2003年是价值链管理。“每往前走一步，对IT的依赖就深一分。”美特斯邦威集团副总裁王泉庚的体会与王俊大体相当：在美特斯邦威，“IT不是锦上添花，是命根子—IT就是企业，企业就是IT”。在ERP获得成功的江苏阳光集团，总裁秘书明确告诉记者：我们老总说过，将来阳光的领导层中必须有一位是做信息化出身的。

第三股力量是信息化投资占企业成本的比重越来越大。

中山大学谢康教授提醒关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成本转移趋势：过去企业的成本中心是劳动力成本（约占60%以上），如今正在向信息成本转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搜集与信息处理。新型工业化道路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外部交易化，出现了大量的虚拟企业，OEM、ODM（研发外包）盛行，新竹和硅谷甚至出现了不生产产品的OEM。这种虚拟的商业模式完全靠信息系统来维系。IT投入也越来越大，仅以管理信息化为例，国内400多万家企业如果每家每年拿出2万元用于信息化，全国就是800多亿！这一大笔钱需要有效掌控，信息化系统需要出色的首脑，CIO的价值将因此水涨船高。

链接：假如没有CIO

讨论此问题的前提是：不管有没有CIO，企业信息化总归都要做起来，而且还非得做好不可。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没有CIO，企业信息化该由谁来牵头？

答案一：CEO。从资源掌控、推动力度上说，企业一把手能亲自捉刀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事实上，即使配备了CIO的企业，CEO在企业信息化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即所谓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

但这样做的弊端也随手就可以找出几条。譬如时间和精力上的。要日理万机的CEO们在ERP这类企业信息化项目上挂帅可以，但要他们既挂帅又出征，多数人怕是难以做到。再譬如技术能力上的。美国《克林格科恩法案》规定的CIO应当具备的12项“核心能力”中，直接指涉IT技术的就有5项之多，分别为：信息资源战略和规划、电子政务/交易/商务规划和实现、系统安全信息保障、系统技术、桌面技术和工具。CEO如果不是IT专业出身，要他们熟悉这些技术是不是太过苛刻了？还可以举出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方面的，即企业信息化能否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这一条看似简单，却很可能是对事必躬亲的CEO们最大的挑战，几乎可以肯定，一位CEO即使是IT技术领域的行家，关键时刻也能够既挂帅又出征，但若要求他们成年累月地盯着信息化这一块，是断然做不到的。

答案二：信息中心主任。从专注性和IT技术上说，信息中心主任应该算是牵头企业信息化的合适人选。但他们的弱项也明摆着。

首先是工作视角的限制。经验证明，实施ERP项目的核心是用IT技术梳理、规范、优化、重组企业的业务流程，其工作重心在业务部门而非技术部门，而信息部在编制上就是个IT技术部门，要“信息中心主任”们熟悉并主要从业务角度规划自己的工作，未免有点儿勉为其难。其次是工作权限的限制。作为一个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如果不是得到企业高层特别授权（得到了也是暂时的），信息中心主任们即便是位业务迷兼业务通，也多半会有劲没处使，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梳理重组业务流程的权力。有资料显示，目前国内信息部门的经理们能够影响公司决策者不多，超过一多半的人表示公司决策层只会“偶尔”征询甚至根本不征询他们的意见，就连IT投资这一块，他们的权力也十分有限。

还可以有答案三答案四，譬如搭建临时机构，或指定某位副总裁兼任CIO等。但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两种答案中的弊端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所以，在信息化事实上已经被提升到企业战略位置上的时候，相关企业还是设置CIO为好。CEAC国家信息化应用推广中心副主任陈伟亦出示的一份比较研究资料显示，CIO在企业的位置取决于企业对IT的依赖程度：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度低，CIO便成了“c”IO，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度高，“c”才能恢复大写，CIO的位置才能上去。

由此还想到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被告知，中国“CIO”们中的80％～90％还只是部门经理，有的甚至只是办公室下属的“三级部门”经理时，能否也用企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度去解释呢？ 

来源： 中国计算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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